午间，去参加傅惟慈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外孙念完平实的追忆短文后，挤满人的太平间响起莫扎特的《安魂曲》。大概两个月前，我和小林最后一次拜会傅先生，也是有音乐的场合。他在自己的小屋里放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光碟，给我们讲解剧情，顺便还拆开一盒含酒精的巧克力分享。他喜欢甜食，也不排斥北冰洋汽水。

我只跟傅先生见过四面，第一次是自己，后面三次和小林一起，都在四根柏胡同的小院。第一次去，院门被爬墙虎盖满，几乎让人找不到。我们总有种错觉，上次见他已经是很久以前，而且好像聊过许多次。每次见面，他都至少送我们两本书。除了自传《牌戏人生》的最新版本，就是他翻译的外国名著。每本书上，他都会郑重其事地现场签字，一本把小林的名字摆在前面，另一本则是我的名字在前。

他一开始送的书，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那是一个墨西哥神父的逃亡故事，初看并不出奇，但有种让人欲罢不能的神秘特质。他不鼓励年轻人阅读沉重的文学作品，比如小林提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种观念，与他的淡然和率真互为映照。

我们一直觉得傅先生身上有一些东西，在许多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身上都找不到。我猜，这也许可以归纳为美德。我不相信世界上的美德会守恒。一个人逝去了，他身上的美德随之消失。这个世界，就又少了一点美德。

最后一次从四根柏胡同出来，我们在胡同口对面的那家85度C看到邮件，知道小林拿到了全职工作的合同。大年初一那天，小林打电话给傅先生，跟他说了这个消息。那时，傅先生身体不大舒服，匆匆地说了几句，我也没插上话。那就是最后一次与他通话。今天，傅先生的小女儿跟小林说：“知道你找到了工作，他特别高兴。”言毕，大家又哭了起来。

第二次见面时，小林正处在一个很沮丧的时期，我可能也在某种低谷里面。他拿给我们《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翻译手记，2013年手稿的复印件，最后一句是：“回溯既往，当年我在困厄中立志用译书度此一生，看来并非错误抉择。”读完短文，小林坐在那里就开始哭了。尽管总是送文学名著，但我们隐约觉得，他还是提前用心准备过。

现实生活里，谁都难免会遇到糟糕的事和人——那些人不管有意还是无心，总会令人沮丧甚至恼怒。这时，好人才显得格外重要。没有他们身上的美德，世界该多么糟糕。这些美德，也许会被文学或时间加强，但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光辉。至少在许多人那里，博览群书、阅历增长，都不会带来什么升华。

告别仪式中，傅先生的太太一直静静地坐在轮椅上。自民国末年，两人即恋爱、相守，直到现在告别。

第一次给傅先生打电话时，我开了个奇怪的，事后非常后悔的玩笑：“吃过了美味的鸡蛋，当然要去看看母鸡是什么样子。”他很快地接了下句：“现在禽流感结束了，你可以来啦。”电话中洋溢的愉快，让人完全感觉不出那是90岁的老人。

一起吃饭时，傅先生喜欢谈起自己的经历，出生、革命、爱情，还有对文学乃至时局的看法。他也曾谈起自己过世的朋友，像董乐山、梅绍武等老先生。虽然声调淡然达观，但里面总有阅尽世事的沧桑。现在，他以91岁高龄离开，终于让我们也体味到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