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缺经济学》的出版，雅诺什･科尔奈教授在他自传的第13章中，讲述了当时的审查、自我审查和受命写评论的故事。其中颇有趣味的，是谈到在短缺经济环境下“啤酒是温的，可是我们还是得忍受”，匈牙利曾有过一首流行歌曲来唱此情境。在中国，经常的，五星级酒店也不提供冰冻的啤酒，看来也是计划经济传统下的习惯了。本文节选自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编者

出版社的审稿人
　　对共产主义体系的出版流程不太了解的西方人经常想当然地以为共产主义国家也有正式的审查机构。有些国家在刚刚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时期设立了这些机构，但是政权稳定后就不再需要它们。审查出版物或广播内容的任务按照职权委派给报纸编辑、出版社的主任和电视台或电台的负责人。虽然这些工作通常由他们的下属完成，但这并不能免除他们的责任。他/她必须向上级报告正在出版的书目及其内容（国有出版公司负责向文化教育部的出版司汇报情况）。不过说到底所有国家机构的负责人都对共产党负责。如果党内有人（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是党的某些领导人或者是党中央指派的官员）对出版书籍的内容不满，他们总可以找到阻止它们出版的方法。即使这些书已经出版了也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在专政统治非常残酷的年代里，政府往往牢牢地把持着出版业。只要某些稿件批判政府的语气过于强烈或者表现出偏离主流导向的趋势，即使这些问题并不严重也会被编辑拒之门外，以履行他们的审查责任。编辑对稿件的倾向不确定时会将该作品上交到党中央，由它来裁决。假如编辑自作主张出版了这种作品并且引发政治风暴，那么一定会遭到疯狂的报复。
　　我完成《短缺经济学》时卡达尔政权处于相对“温和”的阶段。现在让我们来逐一回顾这本书所经历的审查过程。
　　起初出版公司的主任并没有拒绝出版这本书。总编拉斯洛·费博对它充满了热情，而且竭尽全力推动它的出版工作。在西方学术作品的出版过程中，出版社往往在不和作者商量的情况下自行选择审稿人，以获得公正的评论。出版社不会透露审稿人的姓名，以免他对作品给出负面评论时让作者感到不满。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审稿人的姓名往往赫然出现在出版物的扉页上。他们必须公开承担该书的学术责任以及更棘手的政治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作者也许会和总编私下里商讨审稿人的人选。在《短缺经济学》的出版过程中我就和总编就审稿人问题交换了不少意见。由于一个人身上不可能具备评论这本书所需的所有特质，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找一个有学术声望的审稿人和一个具备政治影响力的审稿人。
　　我和总编讨论了几次后认为我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安德拉什·布罗迪适合担任这本书的学术审稿人。由于他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因此没有人能质疑他的学术地位。我曾经与布罗迪是亲密的朋友，但是后来关系有所疏远。我知道他并不喜欢我早期发表的一两部作品。不过布罗迪还是冒着政治风险鼎力支持了这本书。他以一名真正的学者的慷慨大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短缺经济学》中，我用亚当·斯密分析资本主义的方式分析了社会主义。我由衷地感谢布罗迪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另外一位审稿人是当时的财政部长拉乔斯·法卢韦纪（后来他升任国家计划办公室的主任）。他是一名经济专家而不是党员干部，但是党的高层领导非常尊敬信任他的意见。他属于忠诚的改革者。
　　在这里是第一次披露关于法卢韦纪的审稿报告的故事，整个经过让我有些尴尬。我的一个好朋友安德烈亚·戴阿克是部长的一个亲信。在政界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许多高层政治家的材料（如讲演稿等）虽然署着他们的名字，但是通常是由他的下属完成。部长指示安德烈亚·戴阿克起草对《短缺经济学》的评论报告，但完成报告的不是安德烈亚，而是我！我无法说清楚谁先提出这个主意—究竟是安德烈亚请求我这么做，还是我主动提出帮助他。我当然比他更了解这本书，所以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更加轻松。我用温和冷静的语气评论了这本书，在指出它的优点（我没有把它夸到天上去）的同时对它的深远影响只字不提。
　　这一切都在极其隐密的情况下完成了。出版社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份报告的真正作者是谁。不过事实上这并不重要。安德烈亚把审稿报告的草稿交给他的上司时她需要对这份报告负责。报告中有任何不妥不处法卢韦纪都会给她指出来。更重要的是，法卢韦纪在审稿报告上签字之前显然已经仔细阅读过这本书，因为一旦党内对这本书有任何不满，她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出版社现在有两份审稿报告而且都支持并表扬了这本书，同时它也顺利通过了匈牙利的“审查”程序。编辑和审稿人没有对《短缺经济学》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我准确地估计到了可能限制我的墙的具体高度。在《短缺经济学》的手稿交到出版社之前，我就已经将其中可能通不过审查程序的观点全部删除了。
　　第一印象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1980年我和妻子在教堂大学对面Egyetem街上的书店里第一次看到《短缺经济学》时欣喜若狂的情景。第一次印刷出来的书很快销謦。一本文学周刊还特别发表了一篇名为“《短缺经济学》出现短缺”的短文。《短缺经济学》在匈牙利一共印刷了三次。
　　这本书的英语版几乎同步问世。我已经与North-Holland出版社的编辑达成协议，即使匈牙利版《短缺经济学》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获准出版，他们也会出版英语版《短缺经济学》。他们给予了我大量帮助而且非常理解我的处境。
　　后来《短缺经济学》的法语版、波兰语版以及中文版先后面世。中文版的印刷数达到十万本，并且在次年荣获非小说类的“年度畅销书”称号。它还被译成捷克斯洛伐克语，但是没有正式地进行商业发售，只是在各学术研究机构间进行传阅。俄语版《短缺经济学》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传播，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行将结束时才得以正式出版，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销售量高达七万册。
　　1978年我在国际计量经济学会大会上发表的主席讲演中总结了《短缺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它们的传播。后来这篇讲演稿发表在《计量经济学》上。
　　许多西方国家的核心期刊上出现了大量评论《短缺经济学》的文章，而且几乎都是赞美之词。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出现它的书评则取决于该国的执政路线是否强硬。此外，经济学家R·G·卡拉乔多夫勇敢地用俄语写了一篇书评，详细分析了这本书的内容并且高度赞扬了它。这篇评论的意义非常重大。他对英语版《短缺经济学》的评论使得当时还属于地下出版物的俄语版《短缺经济学》加快了流通速度。
　　在《短缺经济学》出版之后的几年里，东西方经济学家引用这本书的次数高达数百次。各大院校开始将它用于教学。此外，让我非常高兴的是布达佩斯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劳伊克学院每年都举办“短缺研讨会”来逐章研究这本书。
　　鉴于这本书激发了公众的浓厚兴趣，大学向我发来第一份发表大型演讲的邀请（在这之前我只举办过一些参加人数不多的研讨会）。每星期宽敞的讲演厅里都挤满了大学生和学校以外的听众。**

　　与“非均衡”流派的学术之争
　　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短缺经济学》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沿着铺满鲜花的道路高奏凯歌，胜利前行。事实上有些人对它摆出非常厌恶的面孔。有些人甚至感到这个课题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匈牙利国内外有很多人对它持保留意见，或者公开批判它。本节将着重讨论当时出现的两种反对观点（我会在下一章详细介绍支持匈牙利改革经济管理体系的人与反对者对《短缺经济学》的不同解读以及就此展开的辩论）。
　　在七十年代初，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J.巴罗和赫舍尔·I.格罗斯曼为了研究供大于求或者供小于求的情况下处于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的市场时创建了一个模型。他们将其称作“非均衡模型”。这种方法显然与我在《反均衡论》中首先提出来，并在《短缺经济学》中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后来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波特斯接受了巴罗-格罗斯曼模型的理论结构，并将它用于经济计量计算。当时理查德·波特斯正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他根据自己对巴罗-格罗斯曼模型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学派:他和自己的同事以及追随者为各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立了一系列非均衡模型。
　　五十年代末理查德在布达佩斯攻读计划专业的硕士学位时，我曾经见过他。自那以后，我们偶尔才会见面而且通常都会用相似的方法解释经济问题。然而这次我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我反对巴罗和格罗斯曼以及后来的波特斯及其追随者将消费市场描述为宏观总量的方式。这种模型扭曲了市场的运行情况。根据它所展示的形象，市场的状态时而表现出普遍供过于求的状态，时而表现出普遍供小于求的状态，而且可以在两种非均衡状态中反复切换。假如我们以波兰的经济体系为例，波兰人民承受着严重短缺带来的巨大痛苦。这种经济体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转变成普遍供大于求的状态？只有在建立这些模型的过程中使用错误的假设和定义时，经济计量计算的结果才可能证实这种结论。
　　我在《短缺经济学》中特别指出不能用总量分析来圆满地描述短缺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短缺和剩余经常相生共存。由于经济体系的适应能力非常差，所以这两者不会相互排斥：当没有售出的存货和没有使用的服务能力不断累积造成过度浪费时，某些产品和服务却极度短缺。
　　此外，我们不能用常规的统计指标来衡量短缺，而波特斯和他的同事恰好是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进行计算。如果实际购买量恰好等于需求量，那么所观察到的购买和销售数据可以如实地反应出需求情况。但是如果买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商品，那么谁知道没有得到满足的真实需求和原始需求到底有多大？当买家迫于短缺不得不购买其它商品来代替自己本来想买的商品，而且这种行为的频率日益上升时，人们从统计指标中得到的需求信息也就越来越不可靠。强制性替代部分地或者完全地吸引了过剩的需求。
　　我提出的另外一个反对意见是波特斯的模型只描述了消费市场，而将它与投资市场分割开来。然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恰巧在于投资领域中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负责调控经济的人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表现出永不满足的“投资饥渴”。他们迫切地希望扩大投资，从而确保市场上的需求总是超过可得到资源的供应量。
　　波特斯和同事与我辩论时占据着一个巨大的有利地位。他们从可以找得到的统计数据中收集必要的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进行数理-统计计算。毫无疑问这会给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除了求助于直觉和常识以外不能提出其它任何论据。我不能用波特斯的定量模型来反对与此相似的科尔奈定量模型。***
　　如果人们的确要测量短缺，那么也需要建立新的测量方法。我们开始着手研究这样的新方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劳伊克学院院长阿提拉·奇坎设计的指标。他在同事的帮助下根据匈牙利数据得出量化研究的结果。在短缺经济中，企业产出的存货往往会下降，因为买方会买光所有他们能买到的东西。与此相反，消费方则会表现出囤积的趋势。公司担心未来发生短缺，因此像仓鼠一样大量囤积原材料和半成品。产出囤积量与投入囤积量之间的比率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指标。这个比率上升时，它表明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这个比率下降时，它表明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
　　人们开始观察并且系统性地收集其它短缺经济的指标（如排队等待购买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队伍长度和强制性替代的分布和频率）。由于观察的时间序列必须足够长才能从数据中得出结论，因此这种工作需要坚持五到十年后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我刚刚确定这个研究方法后短缺经济就悄然而逝！感谢上帝，短缺经济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不过这种变化意味着我和波特斯学派的争论永远没有定论。我仍然坚持自己的逻辑推理观点，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波特斯的结论或者提出更加有说服力的计算结果。
　　在匈牙利进行学术争辩时经常会导致辩论双方的个人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在我和波特斯（即后来的理查德爵士）之间。我们的关系同进行学术争论之前一样真诚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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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我和出版社的设计室多次商量了《短缺经济学》的封面设计。设计师微笑着给我提供了多个备选封面，其中一个非常简单，封面只有一些简单的字母（它被最终敲定为《短缺经济学》的封面）。另外一个是一副彩色图片：一个人裸体站在镜子前—皇帝的新装！一直到今天，这副画仍然挂在我的办公室墙上。它也被收录在本书的照片中。

我的妻子为伟大的绘画艺术家雅诺什·卡斯举办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短缺经济学》研讨会。卡斯受这本书的启发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作品。苏莎将它们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时至今日，它们还挂在我们的家里。卡斯后来不断扩充这个系列的内容。我将它们作为插图收入我的匈牙利语和日语版论文集中。本书中也收录了其中一副图片。

** 在第一次赢得广泛认可的讲演中，我在解释强制适应、人们在短缺经济中受到的羞辱和顺从主义等问题时引用了才华横溢的歌手佐兰·斯泰娃诺维蒂演唱的流行歌曲：“啤酒是温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忍受。”

*** 人们在早期的研究中取得的某些成果看起来非常有价值。在匈牙利主要是我的同事和学生遵循《短缺经济学》中所提出理论的精神进行实证研究。其它国家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以这些理论为依托从事调查工作。这方面最有趣的研究成果是热若尔·罗兰于1987年和1990年发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