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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徐友渔:与时代同行三十年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学术系列丛书“三十年集”收录了30名“50后”学者30年来每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徐友渔的文集名为《与时代同行》。翻看文章标题,从早期的“罗素认识观述评”“与维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到“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忏悔是绝对必要的”“一代人的使命”,可以明显看出其关注领域的变化。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然而,这些年来他遇到的困惑,却是理性也难以解决的。

中国出现那么多社会问题,再做书呆子有点没心肝

问:你在上海书展的发布会上说,在书斋里做学术是你最感兴趣的,但你却一直在纯学术和公共事务之间挣扎。这种矛盾是从何时开始的?

徐友渔:这种矛盾由来已久。我1982年研究生毕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94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这不是官方和政府的奖,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它证明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与资格。

去牛津之前,心里很不服气的,牛津又怎么样嘛,咱们不是有北大、清华吗?但去了之后看法很快就改变了。你随便碰到一个人,不是权威,就是学科的奠基人,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体会到,个人的聪明才干是一回事,但更多是靠水涨船高。只要在牛津这样的学校泡一段时间,即便付出的努力跟国内一样多,都会比在国内提高快得多。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管再突出,靠个人努力绝不可能使这一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中国足球队有个很好的队长容志行,技术非常优秀,基本上关键球都是他进的。但他表现再好,中国足球队还是输。因此,他放弃球星生涯,自己办了一所志行少儿足球学校。对我来说,也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发挥我自己的原创力,把自己的学术做到国际水平,还是我不做这件事,而致力于使整个中国学术水平有所提高?

问:那在后一种选择上,个人能做点什么?

徐友渔:当然能,只要你想做。80年代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山头:一个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个是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我所在的是第三个,甘阳、王焱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当初我们这批人真是踌躇满志,研究生刚毕业已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大展身手。我虽然不是聚光灯照着的那个人,至少也是舞台上的一个。我们也画了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蓝图,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来看确实是独到和高明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与个人做学问发挥创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问:比如呢?我一直很困惑,所谓道德重建、文化重建,到底能做点什么?

徐友渔:这就要分析上世纪80年代的形势了。当时有几个文化路向,一个是杜维明、汤一介,他们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破坏了,要重新恢复。这是非常好的想法,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这个路线。第二个是“走向未来”丛书,他们是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主的一帮人,认为中国历来是受一些不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影响,所以,主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就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当时基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已经全部占领了。汤一介看到国学复兴,金观涛看到中国应该迎头赶上最新的科技潮流,而且在社会科学去运用它,这些想法都高明得不得了,而且要贯穿下去,要翻译和出书。这是一片辉煌的天地,是以前意识形态里面没有的。

我们这批人是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年轻的研究生,我们看到,大家再有眼光,但西方最重要的人文思潮根本没有触及,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存在主义、什么是分析哲学,我们就占领这块。另外一个独到的想法是,不能马上取代现在的意识形态,而是缓慢地从根基上做起。甘阳当时用了一句话:中国二三百年里就是翻译。就是通过西方著作使中国人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使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能够接轨。

这从长远来看,就是提高中国人的思维素质。像我搞分析哲学,就觉得中国人一考虑问题就像中医一样,什么东西都是甘草,都治不好也治不死;什么都是易经,说一也是它,说二也是它。我觉得中国的思路应该改变。我做语言、分析和逻辑,这个学问是最抽象的,但是,对于中国长远来说又是最要紧和最切中要害的。

那时候,我感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天分和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一回事,像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可能,而且自己又置身其中,这样的状态非常好。个人与民族的状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我个人做好了,民族也好了。每个人都煞有介事,整天很忙碌,认为自己肩负重担。

这件事在1989年被打断了。有着无限热情的年轻学者,为中国设计的文化蓝图一夜之间就被粉碎了。

问:事实上,你很快就把注意力转为关注当下社会生活。

徐友渔:90年代初,尤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转型期间的阵痛就表现出来,社会充满不公平、不正义。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社会问题出现,我再做书呆子就觉得有点没有心肝。

要表达社会关怀,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深厚的学理支撑。于是,我就从纯粹哲学转成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

原来的领域很想继续做下去,毕竟已经在这个领域开了个好头,应该巩固这个地位。换一个东西就要重头开始,好像本来已经在一场长跑比赛中跑在前面,再坚持下去很可能拿冠军的,突然又换到另一场比赛,要从队尾开始跑起。这实际是很痛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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