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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才健:寻找科学中丰沛的人性因素

  “博主访谈”一篇

自辅仁大学数学系毕业,进入《中国时报》任科学记者,直至主编、主笔,再到办刊、教书,江才健的工作未曾远离科学。三十余年追踪科学尖端,并接触众多出色科学家,使他对近代科学的“理性、客观”价值多有检讨,并试图寻找基于本土的自发性文化思维。这种思路,以专栏、传记及纪录片等多种形式呈现。在吴健雄与杨振宁这两位重要华人科学家的传记中,他具体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与努力,令读者真正看到了科学与科学家那“丰沛的人性因素”。11月上旬,受杨振宁教授邀请,江才健于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并放映他近期制作完成的关于吴健雄的纪录片《表象与真实——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借此机会,财新记者专访了江才健,听他讲述吴健雄的贡献,以及他对近代科学的反思。

  吴健雄的重要性绝不比居里夫人差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吴健雄的贡献有多重要?

  江才健:吴健雄的贡献是世界公认的。1956年年底,她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困难的实验。而在1957年,就有两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就因这个实验而获奖。她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肯定,获得很多有代表性的奖项。1978年,她获得第一届沃尔夫奖的物理奖。这个奖就是颁给应该得诺贝尔奖,但没有得到的科学家。一个物理行外的人讲,她的贡献就是这些标准;一个物理行内的人讲,就是她的实验做得非常好。她对于实验的掌握和设计,都是同行非常佩服的。

财新记者:她有这么重要的贡献,那为什么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没有拿到这个奖?

  江才健:不只吴健雄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历史上很多非常重要的科学家都没有得到。而且,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在得奖的前一年和后一年都是默默无闻的。在那一年,他偶尔碰到一个重要发现,而这个发现有时在科学上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有些人一生的贡献很大,也没有得诺贝尔奖,像为美国研究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吴健雄也是这样的,她完全可以得诺贝尔奖。

  看这个提问,好像诺贝尔奖是衡量一个人科学成就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标准。我想,这可以叫做一个“诺贝尔的症候群”,或者一个诺贝尔奖的病。这当然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中国特别厉害,好像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就高人一等。我觉得,其实没必要。诺贝尔奖不是神给的,是人给的,里面的问题也很多。没有说给错,但是漏掉没给的很多。有人为得不到奖,告到法庭,纷争非常多。所以,我们把诺贝尔奖看成是完美无缺的,第一与事实有距离,第二把它看得太高了。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很多奖。很多人没有得奖,在那个行业里同样是有地位的。所以,我觉得过度强调诺贝尔奖并没有必要。

  财新记者:我们知道,吴健雄创造了许多记录,比如她是普林斯顿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讲师,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女性会长。反观她的经历,出生、成长的中国仍处于战乱时期,而在美国又遇到了性别和族群方面的问题。她是如何成长到这样的高度?

  江才健:我的传记和后来做的纪录片都提到,她是很幸运的。她虽然是1912年生在上海附近的浏河,但父亲吴仲裔的观念非常新,还创立了一所学校。当时,乡下有很多小孩,家里不让女孩子去念书,父亲带着她去动员。女孩子本来在家里做家事,就带着弟弟妹妹来上学。虽然中国也在性别上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但吴健雄在中国上学校、受教育,直到上南京中央大学,完全是平等的。我们有一个概念,以为美国在性别上是很平等的。可是,美国的女人到1920年才有投票权。美国对女性的歧视,有些情形比中国严重得多。到今天为止,在某些地方,他们对性别的歧视还是有的。吴健雄成长于那个环境,到了美国才发现情况比她想象得更严重。她留在加州的原因之一,是本来要去的中西部学校,歧视得比较厉害。所以,她在那里能拿到很多女性的“第一个”,是不容易的。因为她要克服两个条件,一个是性别,一个是她不是出生在美国当地的人。

  财新记者:她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她自身的特质密不可分,比如像你讲过的坚持和精确。那么,她在科学方面和为人方面,最重要的特质有哪些?

  江才健:她当然是个非常聪明,非常努力的人。个性方面,她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很多事情,有机会的时候她会掌握,不会害怕表达需要。可以说,她是积极进取的;严格一点说,她也是比较有侵略性的。大家以为科学家都是非常谦虚,非常和平的。其实,现在科学社群中间名声和资源的竞争,跟大家想的不一样,而她的年代还不那么厉害。这里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反映了科学研究发展的一个改变。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科学家也是人。大家有一个错觉,以为做了科学家就没有七情六欲了。至少我从来没看到这样的科学家。

  财新记者:不同的人,比如她的同事,她的家人,对她有不同的评论,使她呈现出非常多样的面貌。就你亲身接触的吴健雄而言,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江才健:吴健雄是一个考虑问题很深刻,做人很谨慎,对于事情有判断力的人。尤其在科学的实验工作方面,她有天分。当然,她有竞争的、侵略的个性。她不是一个大家认为的那种,只是默默工作的,很谦虚的人。在科学历史上,当然有一些非常好的谦谦君子,不过很少出现。平常人个性里有的,科学家都有。这就是我要讲的,科学家是人,人创的科学,也带有人的所有的特性,把科学过度完美化没有必要。所以,我的纪录片的方向,就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普通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一个人还原,有真实的感情。甚至,科学家也会吵架。为什么两个人要吵架,我觉得这证明了他们是人,人都会吵架。

  财新记者:有人说,吴健雄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居里夫人,你认为是这样吗?

  江才健:居里夫人当然非常出名。她和先生——居里先生,一起得过一次诺贝尔物理奖。不过,那次的工作,他们不是最主要的。是三个人一块得的,还有一个法国科学家。他们两个做实验,去展示另外一个法国人的贡献。后来,居里夫人自己成为化学家,做元素方面的工作,发现了几种元素。为此,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她。这样,她先后得了两次诺贝尔奖。而且,她的家族,女儿、女婿也得了奖。所以,居里夫人的象征意义非常高。在那个年代,女性获奖者确实特别少。

  她们所处的两个年代是不同的。居里夫人是上世纪头十年,而吴健雄的工作主要从50年代以后。纯粹从科学的内涵来讲,我想毫无疑问,甚至国外一些重要的大科学家都说,吴健雄的科学工作不比居里夫人差。所以,一般我们叫她“中国的居里夫人”。

  为了写作吴健雄的传记,我花很多时间跟她谈。她也讲:“很多中国人叫我‘中国的居里夫人’,好像是把我抬高了”。她说,并没有。我认为,她这样说并不是骄傲,她讲的是对的。这跟居里夫人的知名度有关系。讲知名度,居里夫人毫无疑问是举世知名的。如果以科学工作来讲,我不能说她超过,因为她们不是在同样的时候,但至少她的重要性绝对不比居里夫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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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把科学当做绝对价值的倾向

财新记者:从五四运动开始,有一种科学主义倾向,把科学奉为神圣。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没有科学背景的民众,该怎样接受科学?这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科学普及的问题?

  江才健:“科普”这两个字,就是从中国大陆开始的。坦白来讲,大概有十多年的历史,我公开反对这两个字。科学是最近几百年里产生的,跟西方基督教文化也有关系。它有它的长处,即所谓理性客观。可是,做科学哲学可以知道,这个“理性客观”里所谓的理性推理,并不能脱离人的思维的限制。它的理性还是有其喜好性,说得严重就是还有它的偏见。什么叫做“客观”?人如何完成一个客观的观察,看到一个真正的视野。这在科学哲学里面辩论非常多。

  从那个角度来看,近代科学认为这一套思维是绝对的,然后要普而及之。这是一种宗教式的行为,与过去我们的历史非常有关系。过去因为缺乏科学,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有知识分子起来说,我们要启蒙。而启蒙的办法,除了民主,另外就是科学,就是把科学推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我觉得这个运动有它的贡献,因为没有现代化,没有近代科学,中国就不会发展到今天。可是,中国走到今天,还把科学当做一个绝对的知识价值的话,就没法产生一个真正的新思维,或者让人类看到一个新视野。所以,“科普”这两个字,在某种程度上面限制了新思维,因为它把科学当做一种标准答案。它说,我们要让人人了解科学,好像国家就进步了。可以了解科学,但不要把它当成宗教,而“科普”这两个字好像在传教,像福音一样。科学可以跟艺术、文化一样,可以报道,可以评论,可以反思,可以挑战。可是,最好不要用“普及”,这两个字先天已经决定了科学是好的。我们有把科学当做一个绝对价值的倾向,所以,我不大喜欢这两个字。

  财新记者:你的看法是否可以理解为,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待在“象牙塔”里面?

  江才健:我不是这个意思。科学如果待在“象牙塔”里面,就根本不会得到这么多资源。今天,科学能得到很多资源,主要原因是它带来了一些实际有用的东西。譬如说核能发电很有用,可是它产生的后果很严重。核能在国防上很有用,可它的毁灭性也很大。在医学方面也有很多现象,有很多办法使医疗非常快速,譬如说治疗癌症,在《新世纪》周刊里也可以看到报道。现在,西方主流的科学里面也在重新检讨,我们需不需要过度诊疗。在科学上看到一个证据,比如某一个指数,就去处理。但是,这对于一个复杂的体系,你永远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改一改方向。

  财新记者:那么,按照你的观点,科学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土壤和结构?

  江才健:当然是。其实,从历史上来看,近代科学就是出现在17世纪以后的欧洲,之前有历史因素,比如文艺复兴,宗教受到挑战,欧洲向外扩张,殖民主义发展等等。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基督教文明。某种程度上,基督教文明和近代科学像孪生兄弟一样,有同一个父亲。所以,在那种环境、那种文化里面,产生了一套那样的思维,当然跟文化有关系。这不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产生的。所以,中国人在清代其实是瞧不起近代科学的。我们有四个字形容——“夷技蛮方”。确实是“夷”跟“蛮”,可是它力量大,把我们打败了。打败了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不幸的地方,到今天为止,所有中国文化里面的人,都过度地把科学当做惟一的、单一的价值,就是说过度地把科学的价值无限上纲。

  毫无疑问,科学是有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有人说科学是有标准的,有证据的。这话很对,可是,深入了解就知道,这个证据不是没条件的,而是在一个设定的环境里面得到的证据。如果要真正了解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宇宙,这中间的距离很大。另外,如果你要追求一个更复杂的体系,譬如我们常常讲的生命体系,人的生理体系,或者自然界,比如最近常谈的全球变暖,涉及到的地球这个复杂体。从这个复杂的体系来讲,科学所犯的错误,可能比它得到的正确答案还要多——它看到的是很片面的因果关系。这样下的结论,我们应该要很谨慎地去看,不要认为科学做出来的,就一定是对的。

  我再引申一点,确实是需要一个文化。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也有对宇宙和生命的看法。我觉得,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东西,不应该把我们的文化随便就抛弃了。而且,现在在世界上做科学研究,做医学研究的很多有见识的人,也都慢慢看到,中国文化里有些不同的东西,比如对于宇宙、生命的态度,对于疾病治疗,或者生命的发展的看法。在这个情形下,中国大陆是非常有条件的:第一,它有这么大的幅员;第二,它有相当强劲的经济条件;第三,中国文化跟产生近代科学的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不要妄自菲薄,13亿人就是世界的自成体系的一个标准。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标准以后,跟世界的标准可以平起平坐,可以相辅相成。而不是说,脱离了那个标准,就脱离了一个普世价值。我觉得,观点不用这样的对立化。

  财新记者:你有写到,你希望寻找科学里面“丰沛的人性因素”,这好像是在形容一种人间的科学。同时,你也提到,现在会出现一种追求论文,追求学术成果的现象,可以认为是一种“科学的困境”。那么,这种困境会走到什么方向?

  江才健:这个问题其实是“二战”以后才发生的。以前,做科学的人其实很少,就好像音乐家只有莫扎特、贝多芬这些人。可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音乐学校,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音乐家,根据作曲规则来编排一些音乐。任何一个懂得音乐的人都知道,用规律做出来的音乐是不会成功的。科学也一样。今天的科学也是训练出来很多知道怎么做科学研究,懂得科学知识的人。可是,受过训练,不代表你就能创造出好的科学。

  “二战”以前,这样的人非常少,可是也产生了非常有意义的科学成就。现在的问题是人太多,还有资源,国家的、私人的资源,另外还有饭碗的问题。现在,这里面五花八门的事情多得要命。很多人写论文,不是先有题目,而是先想写论文再找题目。这就好像,不是他自己做了一个曲子,而是得做一个曲子,就拿乐符来凑。现在,这种情况,在科学世界里很多人都知道。大概90%的论文,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只是产生了一个蓬勃交流的科学社群。那有一个现实的需要,我不能说这个社群会停下来,而且大概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弄清楚,就像你刚刚说的“人间”和“象牙塔”。现在很多人在做的东西,根本是没有用的东西,不只是“象牙塔”的问题。“象牙塔”如果做得非常有视野,所谓“没有使用价值”,跟没有用的研究是不一样的。

  财新记者:你讲到“二战”以前的科学界,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但是做出了重要的成果,是不是跟我们的西南联大有点相似?

  江才健: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都说要现代化,要国际化,要有资源。西南联大就没有资源,也没有国际化,可是它出了太多的人才。在科学方面,我举的例子是量子力学。大概在上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资源非常少,根本没有国家支持科学。但是,那时物理科学做得最好。中国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杨振宁说,他念研究生的40年代,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绝对比他后来讲这个话的80年代时的平均贡献更重要。为什么?那时的科学家通常做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曾经认得一位非常好的,已经过世的理论物理学家,叫彭桓武。有一阵子我常到他家里跟他聊。他有一次跟我讲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现在到一个科学研讨会去看报告,我觉得他们做的根本就不是个题目。”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些人也有很好的训练,可是要做出一个真正像样的题目,不是训练,不是有学问、有设备就可以做得出来。这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可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发表,每一个人都要做研究,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全世界都在检讨,是全世界的问题。越不注重这些数据,反而越好。让人有一个自由空间,可以做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想一想。而且,那还能鼓励大家的竞争。现在的状况,说得不客气,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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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办科普杂志是天大的误会

财新记者:你由一位媒体人、科学记者,到为科学家写传记的作家,当中有怎样的身份转变?

  江才健:在新闻界,这种做法是很自然的,资深的记者讨论问题会比较深入。我在1989年开始写吴健雄的传记。我1983年在台湾认识她,跟她有很多接触。后来,我觉得她很可惜。因为她做得很好,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就提议,跟她谈。她是老一辈的人,本来说:“我的事情不需要写。”过了一阵子,她的家人,包括她的先生袁家骝说,写她其实不是为了褒扬,而是为了对年轻人有些帮助。那时,我也认得杨振宁,他也很鼓励。所以,我就开始写。

  在中国,常常有人在讲一句话,说“你是被吴健雄认可的”。写传记有几种办法,有一种是有钱的、有权的人请你来写,那完全是他控制的。我的这个不是,是由我开始的,她不会给我钱。我要做一个客观的、选择的、有判断的写作,事情其实并不容易。可是,这不是说她同意你写,特许你写。我觉得,写作传记不能用这种方法。那时候,杨振宁鼓励我做,很满意我。后来他希望我写他的传记,也不是特许我写。写这两个人的传记,都有写作到很紧张的情况,因为观点不同。我想,我走这条路是偶然的。对我自己来讲,学习很多,收获很多。

  财新记者:你从2004年开始办一份科学刊物,叫《知识通讯评论》,据说是“倾家荡产,一手独撑”,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江才健:《知识通讯评论》这个杂志的名字里,没有“科学”这两个字。很多人说我办了一本“科学杂志”,其实刚好相反,我不办科学杂志。科学杂志简单来说,就是科普杂志。一般认为,科学杂志就是宣扬科学知识,但我在那里面讨论科学和文化。可是,这个方向并不容易做。很幸运,出于工作原因,我跟英国《自然》杂志的亚洲的负责人很熟。后来,我发现,在这份英国期刊里面,不计其数的文章是讨论科学与文化的。它们有一期叫“科学新闻学”(science journalism)。它在里面说到,“我们要打破一个传教士的”做法。其实它做得很晚,大概是2007年、2008年才做的,我一直在讲。他们没有“科普”这两个字,可是同样在讨论,不是要“传教”。

  它也讲到科学写作者和科学家的关系,说你不能跟科学家是一个共生关系。我们在新闻学上有一个话,叫“置入性行销”,就是新闻报道广告化,替一个企业,一个机构,甚至政府讲话。这是置入,那为什么宣扬科学就不是置入呢?所以,我觉得,科学是一种人创造出来的活动,它面对的现象是宇宙现象、生命现象,其实跟文学、艺术、音乐一样,都是人创造的。我们去看文学,不会叫文学普及、音乐普及,没有必要。我们看了文学,觉得喜欢,可以写评论。同样,科学应该评论。怎么做评论,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方向不一样,不完全是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办法。这在新闻报道学里是可以讨论的。

  财新记者:你自身对科学有特别的热情吗?

  江才健:“科学的热情”这种说法背后,好像是说科学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科学,但是我觉得我做科学报道,希望做的是两件事情:第一,把科学还原到它应该有的地位;第二,希望我们真正产生一个有创造性的文化。我们把科学推到这么高,以至于成了所谓“启蒙”。在2009年五四运动90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叫做《为什么启蒙?》的文章。我觉得,真正的启蒙是产生新思维,把科学当做标准就不会产生新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希望做的事情,不是对科学有热情。我看到有一些人,对自己的文化评价过分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目前都发展得非常好,可是自然、思维、科学这一部分,还是把科学当做一个教条。我觉得,如果不把这个教条拿掉,我们心里的阴影没有拿掉,一个真正自由的创造性的新的中国文化,或者有人说的“新时代”,就不会真正的来临。我真正的热情,是在这方面。有人说,我办了“科普杂志”,那简直是天大的误会。

  江才健的财新博客:http://jiangcaijian.blog.cai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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