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公共事务，汉娜·阿伦特不愿因族群身份或小团体而掩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总是努力地保持清醒与尖锐。这往往令她的同道者们困扰甚至恼怒，因为他们未能得到意料之中的答案。除去艾希曼审判引发的纷争，在《共和的危机》中论及的民权运动和学生抗议等话题，以及对“权力”与“暴力”的区分，都能充分地体现出阿伦特的价值。

　　《共和的危机》是阿伦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书中四篇文章，除《公民不服从》原载于《纽约客》杂志，其余皆出自《纽约书评》。文章完成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值民权运动（金牧师遇刺后不久）与越南战争影响美国社会之际。阿伦特对政治的思考，每每回溯至柏拉图时代的城邦，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及内在一致性，绝非清谈玄想。从这几篇内容相互渗透的文章中，可以体会到她思考的理路。在斯诺登、曼宁和阿桑奇等“泄密者”广为人知，世界性抗议浪潮经由互联网扩散的情况下，《共和的危机》具有相当现实的意义。技术与时世不断变迁，但是公民不服从仍在与共和的危机不断角力。

　　讲述真理的媒体

　　阿伦特把真理分为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两种，前者如数学真理、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后者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从而更加脆弱。讲述者讲出的事实真理，只是一种意见，缺乏自明性，这种脆弱性使看上去符合理性的欺骗更加容易。相形之下，谎言往往似乎更合理，而且灵活，如何剪裁事实端看目标群体的需求。

　　 “五角大楼文件”的根本问题就是欺骗。通过观察美国政治，阿伦特总结出两种新的谎言类型：一种与源于消费社会的“形象制造”相关，用于处理公共关系；另一种则更进一步，来自于“问题解决专家”，与“五角大楼文件”的联系更加紧密。“问题解决专家”的任务，是用法则“解释和预测历史事件”，推导出某一与事实毫不相干的“真理”。在这个粗疏的“去事实化”过程中，假设、理论仿佛已成既定事实，令民众认为整场战争关乎国家和自己的未来。而在阿伦特看来，这场战争实际与国家利益无关，除了国内政治的用途，不过是实践帝国主义政策，最终目的是统治全世界。

　　在这种情势之下，总统和国会往往以错误判断为决策基础，自欺欺人。譬如，美国的政治家及军方人士广泛援引“多米诺骨牌”理论，强调越战失利会导致共产主义控制东南亚地区。事实上，这一理论与中央情报局的研判几乎毫无关系。“五角大楼文件”中不乏值得参考之处，却为其目标读者包括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置之不理。

　　幸运的是，真理虽然脆弱，却仍有其坚韧之处。在社会中，一些由权力建立和支持的公共机构充当着“避难所”，“与所有流行的政治规则相反，真理与忠于真理一直构成着言说和行事的最高标准”，譬如司法机构、高等教育，以及媒体。“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徒劳地想要隐藏的材料”，便是由《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公诸于众。

　　媒体对事实真理的讲述，具有最直接的政治重要性。若媒体要成为实至名归的“第四分支”，那它“就应当比司法机构受到更严密的保护，以免除政府权力和社会压力的伤害”。《第一修正案》对言论的保护，以及那些“宁愿坐牢也不愿看着自由丧失”的人，使阿伦特相信，共和存在危机，但仍具持久生命力。在眼下这个面对政治权力、商业资本与技术发展等多重压力的时代，媒体的生存环境可能更加复杂。斯诺登借助《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发声不久，传统悠久的邮报即被亚马逊的老板出手收购。这桩收购的影响，则尚未可知，希望与焦虑驳杂地共生。

　　公民如何行动

　　在学生运动挑战官僚权威的年代，另一处“避难所”大学，令“年轻人能够在几年内置身于一切社会团体和义务之外”，更加可能因道德动机而参与公共政治。对与越战和民权运动相联系的美国学生运动，阿伦特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期待；而对欧陆尤其是德国的学生运动，她则不加掩饰地予以嘲讽。

　　在“正常的变革渠道不再通畅，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洗刷昭雪”，或者“政府试图改变或已经着手变革，并且坚持那些其合律性和合宪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方式”的时候，公民不服从就会发生。其精神实质与美国的建国原则及宪法直接相关，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美国现象”，并具有群体性和公共性，“掌握法律，公开反抗”，而且遵循非暴力原则。

　　学生运动之外，民权运动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当然，两者实际上无法截然分清。阿伦特认为，美国立国于“人民主权”基础之上，共同体因“人民”假定的自愿建立，并因异议权中隐含的一致同意而自我更新。但是，随着官僚机构化与党派斗争极化，代议制政府当中愈发缺乏普遍同意的存在。面对由此而生的宪法危机，人民撤回一致同意。尤其危险之处在于，有色人种——黑人与印第安人等，一开始就没有被纳入这个重要的普遍同意之中。内战之后，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度，规定黑人具有平等公民权，但具有深厚思想、社会根源的种族主义问题仍未最终解决。阿伦特观察到黑人民权运动违背非暴力原则，漠视越南战争等其他重要议题的倾向，以及白人过犹不及的负罪感，认为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国家被撕裂。

　　变革既为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常态，社会就必须为其提供场所。阿伦特自然不赞成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同泼掉，她念兹在兹的真正政治，所依靠的正是自由、行动与公共领域。若真正政治的条件不具备，虚假政治就出现了。政治暴力是虚假的政治形式，其本身具有反政治性。

　　阿伦特对权力和暴力的比较具有穿透力，而且有趣：“权力的极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暴力通常与权力相伴出现，而且总能摧毁权力。若不止步，则会产生极端性的“恐怖手段”，表现就是那种充斥告密者的极权主义国家，“昨天的刽子手成了今天的牺牲品，恐怖就达到了顶点。这也是权力完全消失的时刻”。

　　既然暴力是工具性，而且并非是非理性的，那么其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就可以视为一种策略性行动。如前所述，白人对集体罪恶的无原则忏悔，并无益于对种族主义罪行的反思。由此而生的逆向种族主义，甚至使黑人的冤屈与情感变得与现实无关，从而趋于非理性。接下来，街头暴力的升级可能导致白人的偏见“转变成一种正式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法律和秩序”失效。暴力的最终作用，可能体现于国家甚至更高层面，但操弄者却可以是社会中某个出其不意的成员。

　　阿伦特的时评延展了“时事”这个意味着瞬间、短时期的概念。在托克维尔眼中，美国曾是公民通过社团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国度。但是，在阿伦特的时代，“权力的垄断导致这个国家中所有真正的权力源泉干涸或者流失”。她指出：“权力的每一次减弱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这只是因为，那些权力在握并且感到它正在流失的人，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是会发现，要抵制用暴力代替权力的诱惑，是多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人民主权”精神，以及在长时间段与之相适应的宪法与司法制度，使公民不服从得以与变革互动。法律能使变革“常规化和合法化，但变革本身却总是逾越法律的行为结果。当然，宪法自身也提供了一条通过违法来挑战法律的准法律途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或许最有可能疗救司法复审的最终失败。”

　　阿伦特于40多年前写就的文字，现在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她对美国、西欧以及（较低比例）的东欧公民不服从的观察，不免因旧情势消散，新事物（譬如“第三波”）产生而应出现变化，但仍相当精准地穿越时间和跨越国界，在延绵不绝的悲剧与焦虑中重复出现。当然，所有的比较与延伸，都需要更广阔和更具历史感的眼光。

       [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