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讣闻，才知道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这位德国“文学教皇”。从他的毒舌倾向来看，叫“文学沙皇”恐怕更贴切——只可惜他不是俄国人。赖希—拉尼茨基写过一本自传《我的人生》（Mein Leben，1999年出版，英文版改名为"The Author of Himself"，似乎没有中文版本[12日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了余匡复的中文译本]），2009年改编成同名电视电影。他堪堪逃过纳粹的屠杀，战后又杀回西德，成为德语文学界的顶尖评论家，经历曲折，但是中文世界似乎较少介绍，值得记上几笔。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是波兰犹太人，1920年9月2日出生在波兰的弗沃茨瓦韦克（Włocławek），原名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是他在战后为波兰情报机构工作时的代号，在德国时缀在原名后面，拿来作笔名。他的人生轨迹与许多波兰人或波兰犹太人极为相似，父母与兄弟死于纳粹屠杀，战后遇到统一工人党的内部倾轧，逃到资本国家开始新生活，若干年后被揭发出与波兰情报机构的牵连。

弗沃茨瓦韦克是历史悠久的波兰中部小城，10世纪建立，1255年拿到城市特权。因为位于四战之地，城市命途多舛，先后为条顿骑士团、瑞典、普鲁士、沙皇俄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占领，其间多次被毁。19世纪时，城市中的犹太居民越来越多。1939年纳粹占领波兰之后，这里成为欧洲第一个犹太人被强制佩戴“犹太星”（黄色大卫王之星）徽章的城市。这里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死于纳粹虐杀，以及在罗兹附近的海乌姆诺灭绝营（Chełmno extermination camp）的处决。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的父母

赖希—拉尼茨基的父亲是波兰犹太商人，母亲是德国犹太人，一位拉比的女儿。她只说德语，还很喜欢读书，这给拉尼茨基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9年，因为父亲的建筑公司破产，他们举家迁往柏林。他临走时，一位小学老师对他说：“You are going, my son, to the land of culture.”1938年，他高中毕业，却因犹太人身份而没办法进入德国的大学，学习他热爱的德国文学，还被短暂逮捕。虽然正规教育戛然而止，但正是那些伟大的德国作家，在今后支持他度过了漫长的黑暗时光。同年，他们全家被赶回波兰，1940年11月进入华沙犹太区（Warsaw Ghetto）。因为德语优势，赖希—拉尼茨基在犹太人委员会（Judenrat）担任翻译，并为犹太人报纸撰写音乐评论。1942年，党卫军知会犹太人委员会，将对犹太人“重新安置”（resettlement），即将他们送往死亡营。拉尼茨基长久记得，同胞们听到这个如同死刑判决一样的消息时，一阵喧嚣之后选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因为翻译与其配偶可以暂缓离开，他匆忙与女友特奥菲拉（Teofila）完婚，从此开始共度68年的婚姻生活。残酷的是，是他给父母指出赴死的队列。他当时就知道这将是最后一面，并记得父亲无助地看着他，而母亲则穿戴整齐，保持“令人惊诧的平静。”临走前，母亲对特奥菲拉说了最后一句话：“照顾马塞尔。”——她也曾嘱咐自己的儿子，“照顾这个女孩”，彼时特奥菲拉的父亲已经自杀身亡。

1943年，夫妻两个人决定一起逃走，并因此躲过了纳粹屠杀。在华沙郊区，他们被一位勇敢的排字工人和他太太收留。晚间，他们制作香烟，由那位排字工人拿去出售。地下生活，直到苏联红军到达才结束。拉尼茨基感谢苏联人的救命之恩，并为工人党（1948年底与波兰社会主义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宣传所吸引，在战后成为其党员。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他加入波兰人民军，成为波兰公共安全部的官员，供职于邮件审查部门。

1948年，他在伦敦先后担任副领事及领事，据称还从事情报工作，就在那时得到“拉尼茨基”这个代号。1949年，奉召回国后，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他被解职、驱逐出党，短暂坐牢。在牢房里，他读到德国女作家西格尔（Anna Seghers）的越狱小说《第七个十字路口》（The Seventh Cross, 斯宾塞·屈塞主演的同名改编电影又译为《还我自由》），决定有朝一日要将奉献生命给德国文学。1990年代，这段秘史受到曝光。他坦然承认，但坚称问心无愧。

马塞尔、特奥菲拉和安德鲁，一家三口在1957年的合影

多重身份终结后，赖希—拉尼茨基回归文学，从事写作、编辑、出版等工作，合译过卡夫卡和迪特马伦的作品，还在这段时间接触到访问波兰的德国作家。1958年，出于对处境的担忧，以及对战后波兰反犹活动的失望，他在游学当中滞留西德，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不久，家人自伦敦与他会合。他们没什么钱，不过准备了肖邦的乐谱作见面礼。至此，赖希—拉尼茨基开始在德国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辉煌时光。

赖希—拉尼茨基迅速获得了德国文学界的接纳，受邀加入了著名的文学组织“四七社”（Gruppe 47）。值得一提的是，社中友人，几乎都有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履历。当然，情况可能是“我们盼望着我们的敌人的到来，将他们视为救星”（海因里希·伯尔语）。战后的联邦德国，与纳粹德国仍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牵连。1973年，参加关于《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编辑、历史学家费斯特（Joachim Fest）新书的聚会时，赖希—拉尼茨基受到了热情的礼遇——他将去这份报纸工作，但暂时还未公布。意想不到的是，在为关于希特勒的著作而举行的聚会上，他居然遇到了昔日的第三帝国首席建筑师施佩尔（Albert Speer）。这位彬彬有礼的前一级战犯，戏谑地开着纳粹元首的玩笑。在愤怒与恐惧中，他选择了坚持礼节，而未对“杀害我父母的凶手”做出不恭之举。

从1959年开始的14年里，他为德国《时代》（Die Zeit）周刊撰写文学批评等类别的稿件，声名日隆。1973年至1988年，他在《法兰克福汇报》担任文学编辑。此后，他仍保留这里的专栏，答复读者来信。回答为什么菲利普·罗斯拿不到诺贝尔奖时，他说：“格雷厄姆·格林从没得过诺贝尔奖，据说是因为跟斯德哥尔摩的学者他老婆睡觉了。菲利普·罗斯又跟谁睡了？想知道的话，我建议您直接去问他，或者他的代理人。”

2005年4月29日播出的一期非常规《文学四重奏》，主题是席勒

让他成为娱乐界人物或者说“文化贵族”的，是德国电视二台（ZDF）的《文学四重奏》（Literary Quartet）节目，大概相当于高端加毒舌版奥普拉秀。到2001年结束（2005年和2006年有非常规播出），节目共77期，在抑扬顿挫的同时，他把文学洞见和大众趣味拿捏得非常精准，照《经济学人》的说法是“德国人里面，牛逼的非看不可，装逼的也非看不可”（It was unmissable viewing for educated Germans, and those who wished they were.）。经典的一幕，是他与奥地利批评家Sigrid Löffler的争论。Löffler女士嘲讽村上春树小说里面笨拙的性场景后，拉尼茨基直接给老太太扣上一顶性冷感的帽子。在电视台博得的名声，自然只是他成就的极小一部分。2008年，他拒绝了ZDF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还当众痛斥电视业。

在评论老友的作品时，赖希—拉尼茨基也不愿折损自己的标准。他的率真、尖刻与一丝不苟，令无数作者尤其是后辈作家受益，也令他开罪了许多名家。海因里希·伯尔与君特·格拉斯是著名的两例，“四七社”的这两位老友，先后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评价格拉斯于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旷野》（Too Far Afield）“毫无价值”。《明镜》周刊用这件事作封面报道。在封面上，赖希—拉尼茨基咆哮着把这本小说撕成两半。事情的结果，便是两个人互不买账。2002年，略经“艺术加工”，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把他写进被指有反犹倾向的小说《批评家之死》——不仅写，还要写死。

赖希—拉尼茨基认为，文学应当给人以乐趣，兼具易懂、简明、感染力、悬念与才智等特性。对成名作者的苛责，可能在于歌德、席勒等先辈留下的高标准。反过来，有鹰一样的眼睛盯着，作家大概就不那么容易偷懒了。包括20多本著作在内，他始终都在追溯德语文学的伟大传统。《南德意志报》形容他是“教我们如何阅读的人”。他曾说自己是“半个德国人，半个波兰人，整个儿是犹太人”。他非常热爱犹太文化，但并不信仰犹太教——“我信莫扎特与莎士比亚”。同时，他也清醒地区分德国文化与纳粹暴行。他对瓦格纳的反犹主义心知肚明，但仍认为瓦老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出戏剧。他在2000年对《明镜》周刊说：“我不是德国人，从前不是，以后也不是。不过没人能拿走我的‘德国性’（Germanness），那关乎德国文学与德国音乐。”

《明镜》周刊2013年第39期封面

特奥菲拉在已经在2011年去世。他们的儿子安德鲁（Andrew Ranicki）是爱丁堡大学的数学教授，有一个女儿。安德鲁建立了一个纪念网页，可以找到关于这个家庭的更多消息，他也把《我的人生》英文版的PDF放在网上。文中的家庭合影，来自安德鲁的Google+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