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公方彬：审判薄熙来的最大意义证明权力有边界
明天上午，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将以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公开审理薄熙来案。可以说，薄熙来今后很长时间将在牢狱中渡过几无悬念，这在“唱红打黑”期间，尤其很多人猜测其将上位的情况下，最大胆的预测都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还可以说，即使审判结果揭晓，不少人仍会用另一种价值标准去评价，这在价值观多元甚至政治观多样的今天，社会包容度、政治宽容度已经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很正常也很真实。然而，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一定有个共同点，面对薄熙来从政治权力的巅峰跌落于阶下囚，几乎转瞬之间，一定感慨并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局发生。
每一个走上被告席的官员几乎都存在权色问题，用网友们的话说，“没有最贪只有更贪，没有最色只有更色。”既然如此，我们也便没有必要等待指控薄熙来的受贿和贪污数额，更不必盯着其私生活大发议论。对于薄熙来这样的曾经承载未必不继续承载部分国人价值取向的殒落的“政治明星”，贪腐在一定意义不会象其他贪官那么受重视，或者说更让人们关注的一定是权力。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薄熙来案具有标本意义，解剖开来，会让我们对国家政治权力的构成、规则、运行和监督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对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有更加深入的把握，这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对于选择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和途径很有启示意义。当然，对其他拥有相同公权力者以警示，也是自然的事情。
我们应当承认，薄熙来在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核心成员过程中，大多时间里是在以权力为大众服务，至少希望自己能够为大众用好权。如果否认了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老一辈革命家，甚至彻底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用人制度（尽管存在不科学、不完善之处）。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他又蜕变了呢？关键是缺少有效约束的权力使其形成膨胀心理，并逐步走向失控。美国人有一句格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这就提出很重要的命题：我们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怎样检验权力是否走出边界，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避免权力越过边界。寻找权力的边界其实很简单，就是“权为民所用”，超出就是越界。而检验权力的边界也不困难，关键看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如果不满意、不高兴，就意味着越界，甚至公权私用。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越界？这是一个看似复杂其实简单的命题。习近平强调“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这就是我们党正在探索过程中的避免权力越界的基本思路，是习近平上任以来释放出最鲜明、最具价值的治国理政思想。他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把习近平的“笼子说”分解和深化开去，笔者认为三个方面的权力约束很重要：
来自当权者内心的自我约束力最核心。这种权力约束是高尚信仰信念和科学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自律。一切权力都是由人的使用，一切权力都离不开掌握权力的人。西方有一政要说过这样的观点，你们要想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就赋予其权力。这点出了精神、品德和价值观对权力使用的极端重要性。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权力、声誉如日中天的情况下让出总统权杖，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获得国会和人民赋予的超过希特勒权力的情况下没有走向独裁，都源自他们内心深处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稳定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不能仅仅赞美国因制度完善而贪腐少，还必须认识到其官员在贪不到的同时不想贪。习近平强调“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其中就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人的幸福源于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物欲强则精神弱，反之则亦反。薄熙来虽然身居党的核心层，但精神和价值观已经蜕变，权力观已经扭曲。有一点或许能够间接证明。其儿子薄瓜瓜到北大演讲，有学生提出：“你加入了共产党吗？你相信共产主义吗？”回答：“我暂时是无党派人士，至于什么叫共产主义，这要看你的定义，我无法给准确答复。”一个红色家族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个被誉为杰出的青年领袖和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却作出这样的回答，可见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和影响。理想信念动摇和迷失后，必然是价值观的紊乱，进而是迷信自己的“个人魅力”和手中的权力，到这时就不再是人控制权力，而是权力控制人。
来自体制制度的强制约束力最根本。即由权力监督和科学制度构成的外部制约。邓小平说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薄熙来最后被推上被告席，一方面反映党仍然拥有强大的自净能力，党中央仍然拥有强大权力统筹能力，另一方面反映着权力约束和监督存在漏洞，因为薄熙来在走到这一步前，他的“领地”内的人们都视其马首是膽，他已经做到无人敢异议的程度。诚然，薄熙来权力大合乎逻辑，除了他是主政一方的政治局委员，是让人拥有想像空间的政治明星，尤其这一权力的基础又是建立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我们党也强调集体领导，实践看集体领导更多存在于中央核心领导层，省以下各级都存在“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这一点容后来文章分析）。这种看似集体领导实际“一把手”说了算的权力运行方式，是否出现滥权，往往决定于当权者的修养和精神品质，如果是坚持共产党的信仰信念者，会用好权力，反之很容易滑向滥权。所以，权力在薄熙来这里是这样，放到王熙来、李熙来那里未必不是这样。8月14日合肥中级法院审理的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腐败案，人们在惊叹贫困县的书记竟然贪腐2000多万的同时，还从四大班子都有成员向其行贿，所有县机关和乡镇无一幸免而感慨“一把手”权力无限。其实，早在十几年前的东北马德案中，人们已经从“我想提拔谁还能提不了吗”的话语中总结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所以，我们在建设关权力笼子时必须换一种思维，努力寻找一种不造成中国政治权力碎片化的同时，积极引入体制外监督力量，这是反腐瓶颈，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必须突破。
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约束力最关键，即由大众参与监督和官民精神互动而形成的权力观提升而来的约束力。其实，这种力量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当群众都参与到权力监督中来，滥权者将远处循形。另一方面则是群众与当权者共同提升权力观。薄熙来和许多腐败官员都存在着滥权问题，不滥权也就不会有腐败，至少不会达到牢狱程度的腐败，然而，许多腐败官员在被贴上腐败标签前，民众甚至认为有能力的象征，甚至走上被告席后仍然受到赞扬。所以至此，在于深及我们骨子里的“青天”意识，我们这个民族由于千年的文化教化，已经形成了带有生活方式和下意识的仰视权力，跪拜权力，这恰是权力腐败最肥沃的土壤。什么样的土壤长出什么样的果实，人情社会与仰视权力，潜规则盛行与担当缺失，必然造成公权力普遍越界。所以，我们需要人人都参与到改善土壤中来，这是关键一环，不可或缺。
总之，不管是习近平的正面引导，还是薄熙来的反面教训，问题再明白不过，每一个掌握公权力者若想避免重蹈薄熙来的覆辙，就应从当下起，认真地审视手中的权力，审慎使用手中的权力，中国的政治文明已经走到这个阶段。
注：此文是在去福州的飞机上阅读《参考消息》外电报道薄案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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