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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国的意义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这本论文集,出自1999年芝大法学院纪念《一九八四》发表50周年的研讨会,作者阵容似乎相当强大。听说过的,有霍米·巴巴、菲利普·津巴多、理查德·波斯纳这几位。津巴多就是那位在斯坦福大学做实验,让24个年轻人分头扮演狱卒和囚犯,最后闹得几乎不可收拾的心理学家。据他说,“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是学以致用的《一九八四》读者,创造性地把大洋国的统治术运用于圭亚那的琼斯镇,在那里制造出来一个人间地狱。在教徒杀死美国众议员Leo Ryan后,琼斯一手导演了震惊世界的900多人的集体自杀。

“人民圣殿教”是个令人悲伤的案例,但是它从另一方面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大洋国式的高度社会控制,根本无法在现实国家中复制。哪怕是苏联或朝鲜,虽然某些细节类似,比如无法关闭声音的喇叭、仇恨教育等,但是仍然出现程度远超大洋国的,不受中央控制的逃亡与反叛。当然,即便大洋国,也存在着内部的矛盾性,从而为人性与抵抗留出空间。津巴多指出,大洋国的致命弱点在于,“它进行思想控制所依赖的高压力量是可见的、透明的”(P148)。

温斯顿·史密斯也许只是一个不幸的个例,而不能代表人的普遍命运。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相当严厉地指出,温斯顿是“一个哀伤的小男孩,根本就没有形成一个成功而又成熟的人格”,最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一个反悲剧主义的自恋狂”(P315)。另一方面,酷刑研究者戴维斯·瑞嘉利(Darius Rejali)则引用福柯的话,形容奥威尔笔下的折磨方式为“田园牧歌式的强度”。

波斯纳的角度更倾向于实证,他指出,电幕式的控制手段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大洋国的人口约3亿,其中有15%为党员,即4500万人。在所有电幕皆有人监控的情况下,电幕若有1亿台,监控者就得有1千万。这样的社会,想来是没办法正常运转的。在他看来,对科学的理解,奥威尔无法与《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相比,但就文学价值来说,则《一九八四》技高一筹。

除了一篇结语,其余十五篇论文分为“政治与文学畅想”“真相、客观性和宣传”“政治压迫”“技术和隐私”“性与政治”五个部分。这些由《一九八四》而起的思考,主要产生于苏联帝国垮台,而“九一一”尚未发生的时代。除了(乔姆斯基的好伙伴)爱德华·赫尔曼的一篇无聊得紧,其他文章都值得一读。

《一九八四》有无数闪光之处,亦不可避免地有陈旧过时的地方,它确实警示着极权主义的危险,但并不止于此。“自由即奴役”“2+2=5”(原来这口号是直接从苏联五年计划那里扒过来的)“老大哥在看着你”之类的口号,也许是小说最深入人心的地方。但是,如果简单地把它贴上“经典”的标签,用自身经验去比附小说中那些残酷的桥段,就放弃了进一步理解与批判这部作品的机会,从而陷入泛政治化的陷阱——喜欢这本小说的人,大概是普遍反对这种解读方式的。对于其揭示极权主义的意义,波斯纳的评论值得引用:“它揭穿了极权主义那些饶有趣味的内在逻辑——不是在讲它的实践,也不是在讲它的未来,而是把它的内在逻辑发挥到极致,展现它又是近乎可笑而又黑暗的一面。”(P210)

这本小说的生命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人类普遍的对自由和良善的追求。如芝大哲学教授科南特(James Conant)的理解:“奥威尔写这本书是为了告诫我们:只有当你能够自由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相时,你才有思考的自由;而只有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中,才会存在思考的自由。”(P115)这几乎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即使温斯顿最终被极权统治毁灭,但他曾经历了与裘丽娅的真挚爱恋。而这种合乎人性之爱,与他和凯瑟琳那无趣的标准婚姻形成了鲜明对比。有意思的是,在不同作者眼中,这本书中的爱有“毫无色情”和“情色描写更为露骨”的区别(P47/252)。只不过,前者是温斯顿对裘丽娅的爱恋,而后者是对奥勃良的(没错,就是那个老领导!)。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认为,“某种程度上,奥勃良扮演的是严厉父亲的角色,强行拆散了温斯顿和他的爱侣”(P252)。

在中国读者看来,大洋国的“性禁锢”也许再熟悉不过,大体可以直接联想到“月经警察”等荒诞的社会实践,以致于“性禁锢”与极权统治的互相支持已成自明之理。而就桑斯坦和罗宾·韦斯特(Robin West)基于政治学、法学的分析来看,性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并非那么不言自明,而奥威尔的铺陈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就像后者所说:“奥威尔对权力的理解有偏差,因而导致了他对性的理解也不准确。”(P269)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过程大概并不难理解,更重要的是理性的质疑态度。

奥威尔把自己的太多经验融进了这本小说,使《一九八四》成为他“非虚构写作”的特殊实践。从大洋国当中,可以看到到奥威尔的寄宿学校,西班牙内战中的倾轧,以及苏联帝国的阴影。奥威尔撷取了自己的经验,却极大超越了那些令他痛苦的往事。但是,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仍旧敏锐地指出,奥威尔“过于轻率地对自身经历进行归纳总结……个人痛楚即是公共知识的来源”(P57)。而奥威尔“对极权统治和极权机构的鞭挞如此犀利”,概因“他实在努力克制自己身上的极权冲动”(P72)。 

这本论文集的丰富值得称道,从美国政治、女权主义、网络与隐私、“性禁锢”、酷刑研究等角度的阐释,能让读者感到这本已经面世50年的小说仍然活着,还在与世界对话。即便奥威尔还健在,喘着粗气听大家发言,大概诸位“专家”还是会表达自己的尖锐意见。与之相反的研讨会,我们大概见得更多,无原则地吹捧,为尊者讳,名为尊敬实为阉割。没有碰撞,在智识上毫无贡献,文本的当代意义也付之阙如。

中文版的翻译还可以接受,偶有错讹,不至于影响阅读。第81页很奇怪地用了“以其昭昭,使人昏昏”这么个词,用来形容“二加二等于五”的国度的领导人。硬是把它当做化用,表达“拆着明白装糊涂”,大概也未尝不可。另外,书里还有一位神秘的“几年前出版了自传的佛教僧侣G,他曾在监狱里备受折磨长达四十年”,名字隐去,对其作品的引用也不同寻常地没有加注。没有译者序和译后记,也许是某种“技术处理”吧。

最后还是要提提津巴多这一篇。这个鬼才的社会心理学阐释,更接近于“新批评”,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只是程度轻重的区别。他说,温斯顿犯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the Fundan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在外部环境压力变大的情况下,相应变得愈发脆弱,而“自相矛盾地相信自己的抗压性增强了”。这是一种二重倾向,即“一方面倾向于高估个人力量和性格的因素,另一方面却倾向于低估社会环境的影响”(P136),这就关系到“说服性话语的内化”,即自我约束转变为党之约束,最终“摧毁所有人的独立思维”。他列出了几项重点:服从训练、新话、犯罪停止、双重思想、真实控制、老大哥注视着你、情感控制、操纵时间。

在他看来,奥威尔的法则是:环境可以压制个体的反抗。而温斯顿的“基本归因错误”则导致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实:“越是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拥有金刚之身,能够抵御外部压力,越是让自己变得更容易控制。”(P144)这是《一九八四》的贡献,亦是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模拟监狱,以及模拟进行450伏电刑等“邪恶”试验所要验证的。津巴多认为,社会心理学有三个启示: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非常重大;环境对每个行为人都有不同的意义;和独处相比,面临团体压力并具有某一团体的身份是,个人行为将有很大的不同(P145)。这就是环境、思维与团体可能给人带来的扭曲。

除了上面提到的“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从日常规训与CIA的MK-ULTRA计划(很有冷战时代特色的思想控制及行为改造实验,津巴多说,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是1960年代的中产阶级“普遍尝试服用思想改造药物”。)中,也能看出大洋国的影子来。而最新一个例子,作者提出来的是美国的政治,五角大楼的“策略影响部”,后“九一一”时代政客的恐怖主义恫吓,以及《爱国者法案》。就像他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警惕那些妄图控制媒体和教育体系的行为,我们就会像奥威尔笔下的世界,以及琼斯那样不断堕落”。

[美]阿博特·格里森 玛莎·努斯鲍姆 杰克·戈德史密斯 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董晓洁 侯玮萍 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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