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的致辞，同样是怀念故去的长辈，同样是“第三世界”出身，感觉好过莫言，另外，也好过高行健的和赫塔·穆勒的致辞。所谓好，也就是更接近于“文学”那种了。不是急于表达，而是娓娓道来，也没那么多无谓的辩护。译者是刘钊，发表在若干年前的《译林》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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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交给我一个小书箱,里面装满了手稿和本子。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告诉我在他过去以后,也就是去世以后,我可以看一看里面的东西。

“回头翻翻,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我的书房,书丛中间,父亲话中带着几分腼腆,“我过去以后呢,你挑一挑,兴许有的能出版。”父亲仿佛是要摆脱一种特殊的、让他感到痛苦的拖累,在我的书房东找西找,不知哪里合适,最后轻轻地把书箱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是一个让父子都感到尴尬的时刻,这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时刻。之后,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又回到往日的角色,恢复了轻松、风趣的本性。和平常一样,我们开始谈天说地、家长里短,说到土耳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问题,说到父亲那些往往虎头蛇尾的工作,语气温和、轻松。

记得父亲走后,我有好几天在箱子周围转来转去,却连一个指头也没有碰它。那是个黑色的小皮箱,一把小锁,柔滑的棱角,这些都是我儿时就已经非常熟悉的。父亲短期外出或是需要从家里往公司带东西时都会用到它。我记得,父亲外出回来,我会打开这个小箱子,翻弄他的东西,而且非常喜欢里面古龙香水和国外那种特有的气味。对我来说,这个箱子是那么熟悉,充满诱惑,它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和我童年的记忆。可是,我甚至不敢碰它一碰,为什么?当然是因为藏在箱子里面的东西有着一份神秘的重量。

这份重量代表什么?这份重量代表的,是一个人闭门伏案,远离尘世,以纸笔进行的倾诉——它代表的是文学。

我不敢碰父亲的书箱,更没有勇气打开它,但里面有些本子我是知道的。我看到过父亲在那本子里写写画画。书箱里的东西在我并非新闻。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四十年代末,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年轻人曾经做过诗人梦,曾经把瓦雷里的诗歌译成土耳其文,可惜读者寥寥。一个贫穷的国家,写诗作文是难以谋生的。他放弃了。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个富商,父亲的童年和少年皆衣食无忧,他不能忍受文学写作之苦。他热爱生活,生活真是美好。我能理解。

对父亲的书箱敬而远之,首要原因当然还是担心,担心我可能不欣赏他的作品。父亲心有玄机,未雨绸缪,故意摆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架势。这样的态度,让有着二十五年写作经历的我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但我并不因为父亲对文学的轻描淡写而心生丝毫不满。我真正害怕的,我不想知道、更不想发现的是,我的父亲也许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这是我真正的担心,这种恐惧让我没有勇气打开父亲的书箱。还有一个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父亲的书箱里面竟有真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我就得承认,父亲的精神世界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是很可怕的。虽然人到中年,我还是希望父亲就是父亲,不要是什么作家。

我认为,一个作家,他的内心世界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我”,他的工作就是经年累月、充满耐心地去慢慢发现那片塑造了另外一个“我”的天地。说到写作,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文学传统,而是伏案书斋,回归自我,独自一人用文字去创造一片新的天地。一个作家,他也许惯于打字,也许熟悉电脑,也许像我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喜欢纸笔手书;一边写作,一边品一杯咖啡或红茶,或是抽一支香烟。有时他会离开书桌凭窗而望,看到街上玩耍的孩子,幸运的话看到的是几棵大树或是一片风景,或者只能看到一堵幽黑的墙壁。他可能写诗歌,写剧本,或者像我一样写小说。但首先是作家的本务,是他伏于案头,耐心地走进内心世界,其次才是这种种差别。写作,就是把内省外化为文字,就是以耐心、执著和快乐的心情用自己的思想去探寻一片全新的天地。伏于案头,一页白纸,慢慢地加上新的文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感觉到,我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同时也在塑造内心世界的另外一个“我”,如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起一座大桥、一方穹顶。文字就是作家用的石头,握在手里把玩,感觉它的形状、尺寸、重量,有时远远地打量,有时用手指或刀锋将文字设置摆放,以长年的执著和耐心满怀憧憬地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

对我来说,写作的秘诀不是虚无缥缈、来去无踪的灵感,而是执著和耐心。土耳其有个成语,叫做“以针掘井”,拿它形容作家的创作活动实在恰如其分。古代故事里有一个叫费尔哈特的人,为了爱情开山引水。我赞赏这种精神,理解这种精神。《我的名字叫红》里,那个波斯细密画家用饱满的激情年复一年地绘制一模一样的骏马,以至了然于胸,闭上眼仍可画得活灵活现。我知道,写细密画家就是在写创作,就是在写自己的生活。我认为,作家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如同别人的故事娓娓道来,能够感受语言的力量,必须做到长年伏案,献身艺术,乐此不疲。灵感天使对有的人也许从不眷顾,对有的人可能时时垂青,但她欣赏作家的这种信心和乐观;在作家最感孤独,对自己的努力、构思以及作品的价值最感怀疑的时候,也就是在作家觉得只能孤芳自赏而知音难觅的时候,灵感天使就会为他指点迷津,给他带来故事、图画和构思,使他能够把自己的世界与自己构建的世界结为一体。在我为之付出全部生命的写作生涯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些极为得意的句子、构思、篇章似乎不是出自我的笔下,而是另外一种力量的发现和慷慨赐予。

我不敢打开父亲的书箱翻看里面的笔记,因为我知道,他永远不会陷入我的困惑;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一个热爱孤独的人,他喜欢交友,喜欢热闹,喜欢聚会,喜欢玩笑,喜欢和人打成一片。只是后来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猜测:我的想法、我的苦闷、我的隐忍,也许只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写作体验中得出的一种偏见而已。也有不少杰出作家,他们并没有离群索居、抛家别子,并没有放弃市井喧嚣和红尘之乐。况且我的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曾一度厌恶过家庭生活的平庸离我们而去,远赴巴黎,和很多作家一样关在酒店房间,写满一本又一本。我知道,那书箱里面就有一些本子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因为父亲把书箱交给我之前的几年就已经不再避讳那段经历。我们小的时候他也曾说起过这段经历,只是那时对自己愤世嫉俗的性格、写诗作文的理想以及在酒店房间时的心态茫然只字不提。他常对我讲,在巴黎的人行道上经常可以遇到萨特;有时又像发布重大新闻一样兴致勃勃、非常认真地跟我谈起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我当然永远不会忘记,我成为作家,并非得益于高官圣贤,而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喜欢和我谈论世界文豪的父亲。也许,怀着这样的想法,加上父亲那些让我受益匪浅的大量藏书,我是应该看看他的笔记的。父亲在世时,也曾和我一样,愿意一个人呆在房间,任思绪自由驰骋。也许这是我应该更加注意的,不论他的作品文学品位如何。

然而,当我忐忑不安地打量父亲留下的书箱时,我意识到,这正是我难以做到的。父亲有时会躺在书房的长椅上,放下手里的书或杂志,久久地思考。家居生活中那种插科打诨、磕磕碰碰时的样子不见了,脸上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表情,眼里是一种深沉内心的神色。儿时每看到这副情景,我就明白父亲心情烦躁,所以很是担心。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才真正明白,这种烦躁正是作家与普通人的区别。身为作家,除了苦闷和耐心,首先要有远离市井喧嚣、远离红尘琐事、远离凡人生活、乐于闭门独处的冲动。我们要用文字为自己创造一个大有深意的世界,我们需要耐心,我们需要憧憬。但是,躲进小楼,与书为伴还只是第一步。醉心于阅读,倾听自己的心灵之声,与他人的思想辩论,与书交谈,形成自己的思想,构建自己的世界,如此自由而独立的作家,当首推蒙田。父亲不仅一遍遍地阅读蒙田的作品,而且极力向我推荐。不论东方西方,无论哪个国家,远离市井,与书斋为伴是作家的传统,我愿意把自己视为这种传统的一部分。我认为,只有乐于独处书斋的人,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独处书斋其实并非如外人想象的那样寂寞。首先有别人的话语、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与我们相伴。我认为,文学是人类自我认识过程中创造积累的最可宝贵的经验。人类社群、部落、民族只有重视自己的文学,倾听自己的作家才会睿智,才会丰富,才会高尚。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只有在它最黑暗、最愚昧的时代才会发生焚烧书籍、蔑视作家的事情。当然,文学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问题。独处一室、与书为伴、踏上心灵之旅的作家,他会发现多年形成的一条文学的不二法门:讲述自己的故事如同别人的故事,讲述别人的故事如同自己的故事。文学创作就是这样一种能力。磨炼这种能力,必须从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作品开始。
 
       父亲的藏书多达一千五百本,对一个作家而言也算绰绰有余了。二十二岁那年我可能还没有遍读这些藏书,但对每本都非常熟悉——哪本是重头,哪本是闲书,哪本是经典,哪本是名著,哪本记录了渐被遗忘的民风趣史,哪本是父亲非常欣赏的一位法国作家的作品,如此等等。有时我只是远远望着父亲的书斋,梦想有朝一日自立门户,也能拥有这样一个甚至更好的书斋,通过阅读给自己营造一个新的世界。远远凝望之际,有时会觉得父亲的书斋俨然是这大千世界的一个小小缩影。但这只是从我们的一方天地,从伊斯坦布尔看到的世界。父亲的藏书很能说明问题。这些书有的是他出国期间买的,主要是巴黎和美国;有的是他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四五十年代,从伊斯坦布尔那些专售外文图书的书店购得;有的则来自其他一些或新或旧的书店,那些书店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我的图书世界是一个土西结合的世界。从七十年代开始,我也开始雄心勃勃地搜罗自己的藏书。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以写作为生。我在《伊斯坦布尔》那本书里说过,那时已经隐隐感到自己不大可能成为画家,但并不清楚今后的路怎么个走法。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强烈的好奇,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同时也觉得我的生活可能会存在某些“缺憾”,我也许不能像别人那样生活。凝望父亲的书斋,我生出这种感觉,这是一种远离“中心”的感觉,这也是一种“边缘”感、一种“蛮荒”感,那个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让大家都曾生出这种感觉。我非常清楚,我生活的这个国家给予艺术家的只有漠视而无希望,无论作画,还是为文,莫不如此。当然,这是另外一种对生活缺憾的担忧。七十年代,也许是要弥补这种缺憾,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钱,以超乎寻常的热情走遍伊斯坦布尔的二手书店,买回一摞又一摞页面发黄、尘埃满面的旧书。眼前的一家家旧书店,还有那些胡乱摆在路边、清真寺庭院或是残垣断壁下的书摊,那寒酸、那凌乱、那往往令人心情黯然的萧瑟对我的触动不亚于我将去阅读的那些旧书。

至于我的位置,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那时的主要感觉就是这种“边缘”感。世界中心的生活,远比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更有魅力,而我,所有伊斯坦布尔人,所有土耳其人,却远在这中心之外。现在,我认为世界上的多数人都有同感。同样,那时我觉得有一种文学叫做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的中心也与我相去甚远。我的心目中,准确地说这应该是西方文学而非世界文学,我们土耳其人仍在局外。父亲的书斋也是一个证明。既有土耳其文学,很多作品我非常喜爱,至今不变;也有西方文学,一种完全不同的作品,这种不同既令我们痛苦也给我们带来憧憬。读书、写作仿佛成了冲出一个世界的框框,在另一个世界的另类、怪异和神奇中寻求安慰。我觉得,父亲阅读小说有时也和我后来一样,为的是逃避自己的生活、追寻西方的世界。或者可以说,我觉得那时的读书是想消除这种文化上的缺憾感。不仅读书如此,写作似乎也是为了摆脱伊斯坦布尔的原有生活、往来于西方世界。父亲去巴黎是要写满他书箱里的本子,他把自己关在酒店的房间里,然后把他的文字带回土耳其。看着父亲的书箱,我觉得这种做法让我心里很是不安。看着父亲的书箱,身在土耳其而躲进小楼二十五载笔耕不辍的我开始怀疑,以作家的性情去写作何愧之有,何必躲躲藏藏?我对父亲不能像我一样正视写作感到不满的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而真正对父亲的不满,是他没能像我这样生活,是他浮于市井、与世无争、亲亲友友、一团和气,活得快快乐乐。转念一想,这种“不满”或可称为“嫉妒”,也许“嫉妒”更为贴切。我的心里依然忐忑。那时,我一遍遍地问自己:什么是快乐?我的声音永远偏执而烦躁。躲进小楼体验一种大有深意的生活是快乐吗?或者还是泯然众人、难得糊涂地优哉游哉算是快乐?表面随着大流,私下却又偷偷写作,这到底算是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些问题可能太过刻薄,气势汹汹。况且你怎么敢说快乐与否是生活好坏的尺度?众人、媒体都异口同声地把快乐视为生活的尺度。但这不恰恰说明,快乐的反面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吗?其实,对一直都在逃避家庭的父亲我又了解多少,他的种种苦闷我又看到了多少?

带着这种种想法我第一次打开了父亲的书箱。父亲的生活中会不会有我所不知的苦恼,会不会有一个只能付诸文字的秘密?我记得,打开书箱,一股旅途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发现一些熟悉的本子,父亲多年前曾经随手指给我看。这些笔记大多是父亲年轻时离开家人只身前往巴黎时写下的文字。我一本一本拿在手里翻看,仿佛这笔记是出自一位我读过生平并且非常喜爱的作家笔下。我想知道,父亲在我这般年纪时写过什么、想过什么。很快我就发现,我大概看不到这样的东西。而且笔记中时时传出的作者的声音令我不安。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父亲的声音,不是真实的声音,或者不是印象中真实的父亲的声音。父亲写作时代表的并不是我的父亲。比这种不安更严重的是我的心中生出一丝恐惧:父亲是不真实的。和这恐惧相比,对父亲作品可能并不出色或是受了其他作家太多影响的担心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不禁要自问:我的存在、我的生活、我的写作梦、我的作品是真实的吗?在我涉足小说创作的头十年,我常常更为深切地产生这种恐惧,苦苦克服这种恐惧,有时甚至害怕有一天我会因为这种情绪而一事无成放弃小说创作,就像我曾经放弃绘画一样。

合上书箱,一时间心里生出两种感触:荒蛮感和失真感。当然,我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深切的感触。多年伏案阅读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探寻、发现、深化这种感触,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由此及彼、错综复杂、色调斑驳的情绪。有时,特别是在年轻时代,我也常常以另外的形式体验到这种情绪,或是莫名苦闷,或是索然无味,偶尔还会受了生活和书籍的感染变得思绪混乱。只是对这种荒蛮感和失真感的全面体验还是通过写作,比如《雪》、《伊斯坦布尔》体现了荒蛮感,《我的名字叫红》或者《黑书》反映的是对失真的忧虑。我认为一个作家要做的,就是发现我们心中最大的隐痛,耐心地认识它,充分地揭示它,自觉地使它成为我们文字、我们身心的一部分。

作家的任务是讲述司空见惯却又无人深思的问题,通过发现、深化、传播,让读者看到,原来熟悉的世界竟蕴涵如此神奇,使读者乐于重新审视。当然,能够把熟知的事物原原本本地付诸文字是一种功力,也是一种乐趣。一个深居小楼、长年磨炼的作家,他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隐痛,但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体现出对人类的极大信任。我一直充满这样的信任,我相信,别人和我一样有着类似的伤痛,所以他们能够理解;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一切真正的文学,它的基础就是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信任,这种天真的、乐观的信任。一个深居多年的作家,就是希望对着这样一个人类、这样并无所谓中心的世界倾诉。

然而,通过父亲的书箱,当然,更是通过伊斯坦布尔的苍白生活,我们觉得,世界有一个中心,它距离我们很远。这一不争的事实给人一种契诃夫式的荒蛮之感,伴随这荒蛮之感的是一种对真实感的担忧。荒蛮感与真实感是我在书中经常触及的情绪。推己及人,我相信,世界上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更有甚者,他们可能在压抑、自卑和对自我的怀疑中苦苦挣扎。诚实,人类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贫困,是食不果腹,是无家可归……但是通过电视、报纸讲述人类的这些基本困境远比文学更为快捷。当前,需要通过文学来讲述和探讨的人类基本困惑是边缘感,是自卑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尊严感的群体性缺失、病态的敏感、种种义愤和偏激、受辱的幻觉。和这些情绪相生相伴的是极度的民族自豪甚至是民族膨胀。内视自己心中的阴影,我便能够理解那些常常以缺乏理智、极端情绪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幻觉。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很多个人、很多团体、很多民族,因为这种自卑、因为这种激愤近乎愚蠢地陷入莫名的恐惧,这种情绪我能够比较容易地感同身受。我同样可以感同身受的是西方世界作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发源地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而极度自豪,一些民族、一些国家往往会以同样的愚蠢陷入妄自尊大的心态。

这样看来,和父亲一样,我们都过于相信世界中心而缺乏对自己的信心。然而,常年累月甘于寂寞潜心写作的动力恰恰应当是自信。这是一种信念:我们的文字早晚会有读者、会被理解,因为普天之下你我都是相似的。但是透过自己的文字,透过父亲的文字,我知道,这种信念是一种受伤的、忧郁的乐观,夹杂着对边缘化、局外化的激愤。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对西方既爱又恨,我也常有同感。但是从这位伟大作家身上我学到的关键一点,也是能够保持乐观的法宝,是他能够始于爱恨而超越爱恨,开出一片别样的天地。

所有毕生创作的作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我们伏案写作的动因与我们满怀憧憬长年笔耕之后创造的世界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怀着忧郁和激愤坐下来,迎来的却是一个超越了忧郁和激愤的世界。父亲难道就没有到达这样一个世界吗?走过漫漫旅途,我们来到一方新的天地,这方天地带给我们一种神奇的感受,如同经过长期的海上漂泊,薄雾散去,一座异彩纷呈的海岛渐渐清晰。一个西方的游客,乘船北上,透过晨雾,看见渐渐驶近的伊斯坦布尔,此时,他也会生出相似的感受。怀着憧憬,怀着新奇,走完漫长的旅程,他看到了一个城市的全貌,一片天地的全景,那里有威严的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栉比的民居、蜿蜒的窄巷,还有小山、桥梁、陡坡。他愿意马上融进这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全新的天地,如同一名真正的读者沉浸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因为边缘感、荒蛮感,因为激愤甚至忧郁而伏案写作,结果却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让我们忘却这一切情感。

现在,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就是世界的中心,这和我童年、青年时代的想法恰恰相反。这种感觉不是因为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而是因为三十三年来我所讲述的每一条巷、每一架桥、每一个人、每一只狗、每一间房、每一座寺、每一口井、每一位相识、各色人物、各种店铺还有它的每一处阴暗、每一次黑夜和白昼都和我难解难分。也许某个时候,这个想象的世界会从我的笔下流出,会比我想象的城市更加真实。那时,所有这些人物、这些街巷、这些建筑仿佛会开始交谈,仿佛会建立我从未感觉到的联系,仿佛会真正地活起来,而不再是我想象中和作品中的符号。那时,我凭借以针掘井的耐心虚构的这个世界也许会比任何东西来得更加真实。

也许,父亲也发现了这种多年写作之后的快乐。望着父亲的书箱,我告诫自己,对父亲不要有任何成见。况且我对父亲是心怀感激的,因为他从不像普通的父亲那样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他从不约束我的自由,永远尊重我的选择。和儿时的伙伴不同,我对父亲从来没有畏惧之感,所以我有时认为我常常可以像孩子一样自由地想象;有时又认真地相信,我能够成为作家是因为父亲年轻时曾经有过作家梦。我必须以宽容的心态阅读他的作品,我要理解他在酒店客房写作的苦衷。

我怀着这些美好的想法打开了父亲留在那里一直原地未动的书箱,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些笔记、部分章节。父亲都写了些什么呢?我记得有巴黎酒店外景,有诗歌,有悖论,有忠告……此时此刻,我觉得就像一个经过车祸的人回忆自己的遭遇,很是吃力,任人如何追问也不愿回忆太多。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偶有摩擦,必有爆发前的片刻沉寂,此时父亲便会打开收音机,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是父亲调节气氛的手段。

我也来上两句大家爱听的,改一改话题,这作用就相当于音乐。大家知道,对我们这些作家,人们最常问、最爱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我要写是因为我想写!我要写是因为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干一份循规蹈矩的工作。我要写是因为我希望有人写出和我一样的作品我也当一回读者;我要写是因为我对你们对所有的人心怀不满;我要写是因为我喜欢关在屋里整天写个不停;我要写是因为现实生活在我的笔下经过改造我才可以忍受;我要写是因为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伊斯坦布尔人、我们土耳其人过去和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要写是因为我喜欢纸、墨、笔的气味;我要写是因为我最相信文学、最相信小说;我要写是因为写作是习惯、很上瘾;我要写是因为害怕被人遗忘;我要写是因为写作能出名、受人待见,我喜欢;我要写是因为我想独处;我要写是因为也许写着写着我就弄明白了我为什么对你们对所有的人心怀不满;我要写是因为有人读我的书我高兴;我要写是因为一部小说、一篇文章、一页白纸已经开写了不写完不合适;我要写是因为大家都在等我写完一睹为快;我要写是因为我像孩子一样相信书可以不朽,摆在架上好看;我要写是因为生活、世界以及万物绝美异常难以置信;我要写是因为用文字来表现生活的美丽多姿是一大快事;我要写不是因为我想讲故事,而是因为我想编故事;我要写是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做梦一般若有若无看见了却到不了的感觉;我要写是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我要写是因为我希望我快乐起来。

书箱放在书房一个星期后,父亲又像往常一样拿着包巧克力来看我——他总是想不起来我已是四十八岁的人了。我们还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说生活、谈政治、拉家常。其间父亲盯着放过书箱的角落,发现我已经把书箱拿走了。我们四目相对,接着是一阵令人压抑、令人尴尬的沉默。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打开书箱正在抽空看里面的东西,我把眼睛转到别处。不过他心里全明白了。我明白他明白了。他也明白我明白他明白了。我们就这样足足明白了几秒钟的时间。父亲是个自信、坦然而又快乐的人,他只是像平时一样淡淡一笑。出门时不免又说了一通慈父鼓励儿子的话。

父亲和平时一样一副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样子;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生出几分嫉妒。不过我也记得那天我的心里也有几分难以启齿的得意。也许我不如父亲潇洒,不像他那样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可是要说这文学上的功夫……打住,就是那么种感觉吧。我对父亲产生这种感觉确实难以启齿。况且他还是一位从不以威严压抑儿子自由的父亲。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文学创作与生活中的缺憾感、幸福感、愧疚感有着很深层的关联。

那天我还想起了和愧疚感恰成对照的另一件事。那是在父亲送我书箱的二十三年前,当时我二十二岁,抛开一切,决定专弄小说。闭门苦战,四年后完成了我的处女作《杰夫代特先生和他的儿子们》,书还没有出版,我双手颤抖地拿了一份打印稿交给父亲请他点评。得到父亲的肯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因为我信任父亲的鉴赏水平和文化修养,而且因为父亲不像母亲那样反对我从事文学创作。那时父亲正在外地,有很远的路。我焦急地等着他回来。两周后父亲回来了,我跑过去开门。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一下子把我紧紧抱住。我知道,他很欣赏我的手稿。因为太过激动,父子一度手足无措,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心态平静下来,我们才开口。父亲用极其兴奋、极其夸张的语言表达了对我的信心。他告诉我,你等着拿诺贝尔吧。于是今天,我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就拿了诺贝尔。

父亲的这句话,并非是对儿子如此充满信心,并非是要给儿子确定如此远大的目标,倒更像是一位土耳其父亲,为了支持、鼓励儿子而对他说:“有一天你会成为大蔓。”

父亲2002年12月去世。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了我此份大奖,给了我如此殊荣。各位尊敬的院士,各位尊敬的来宾,我真的希望,我的父亲今天也能坐在这里。

刘钊：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系土耳其语教研室讲师，邮编：100089

原载于《译林》杂志2007年第二期

http://www.yilin.com/magazine_article.aspx?articleID=2813&issueID=147